日本

受法国法影响的旧刑法规定，法律没有正式条文的，不论何种行为都不得处罚。

文献：太政官，旧刑法（明治13年太政官布告第36号）（日本旧刑法），1880

转而参照德国法制定，法定刑幅度宽、广泛承认酌量减轻，带有近代学派的色彩；没有再明文规定罪刑法定。 总则中规定了正当防卫（第 36 条）、紧急避险（第 37 条）、不知法不免责但可减轻（第 38 条第 3 款）、心神丧失与心神耗弱（第 39 条）、 未遂与中止（第 43 条，中止「必须」减免）等。

文献：帝国议会，刑法（明治40年法律第45号）（日本现行刑法），1907

牧野英一继受李斯特与意大利学派，主张目的刑论、社会责任论，在未遂上采主观说，在共犯上采共犯独立性说与行为共同说，成为日本新派的代表。

大审院认为，盗窃罪保护的是所有权等本权，所有人取回自己的财物不构成盗窃。

文献：大审院，大判大正7年9月25日（大审院采本权说的判决），1918

大审院把心神丧失界定为因精神障碍而不能辨别是非或不能按照这种辨别而行动的状态，心神耗弱则是这种能力显著减弱的状态。混合方法由此在日本判例中确立。

文献：大审院，大判昭和6年12月3日（大审院关于心神丧失与心神耗弱的判决），1931

京都大学教授泷川幸辰因其自由主义的刑法学说被文部省停职，法学部教授集体辞职抗议。旧派客观主义刑法学的法治国立场在政治压力下受到打压。

渡船严重超载导致翻覆，大审院在量刑上考虑了船长受到的经营压力与警察管理的放任，只判处罚金。这被视为日本判例考虑期待可能性的先例。

文献：大审院，大判昭和8年11月21日（第五柏島丸事件）（第五柏岛丸案），1933

宫本英脩等人提出，刑法上的违法不只是一般的违法，还必须达到值得以刑罚处罚的程度（可罚的违法性）。这一思想后来由佐伯千仞等人发展，成为违法一元论与相对论之争的焦点。

第 31 条（非依法律规定的程序，不得剥夺生命、自由或科处其他刑罚）与第 39 条（禁止溯及处罚）被理解为罪刑法定的宪法根据。

文献：帝国议会，日本国憲法 第31条・第39条（日本国宪法第 31 条、第 39 条），1946

佐伯千仞系统介绍并发展期待可能性理论，主张期待不可能可以作为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

文献：佐伯千仞，刑法に於ける期待可能性の思想（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思想），1947

小野清一郎继受贝林与 M. E. 迈耶的构成要件论，同时以「违反国家的道义（文化规范）」理解违法的实质。日本的违法论从一开始就带有伦理色彩。在体系上，小野把构成要件理解为违法有责类型。

文献：小野清一郎，犯罪構成要件の理論（犯罪构成要件的理论），有斐閣，1953

福田平等学者继受韦尔策尔的目的行为论与人的不法论，使故意属于不法的观点在日本获得有力支持。

违法是对法秩序（含社会伦理规范）的违反；行为无价值处于违法判断的中心。这是战后行为无价值论的代表性表述。团藤同时主张人格行为论与人格责任论。

文献：团藤重光，刑法綱要総論（刑法纲要总论），創文社，1957

最高裁判所大法庭认为，两罚规定处罚业主，是因为推定业主在选任、监督从业人员上存在过失；业主证明自己尽到了注意，就可以免责。这是以「推定过失」调和行政刑法与责任主义的方案，也是日本法人处罚的理论基础。

文献：最高裁判所，最大判昭和32年11月27日（最高裁判所大法庭两罚规定判决），1957

最高裁判所大法庭认为，二人以上为实现特定犯罪而共谋，其中一部分人实行的，没有直接参与实行的共谋者也作为共同正犯负责。共谋共同正犯由此在判例上正式确立，学说也逐步接受，争论转向其成立条件。

文献：最高裁判所，最大判昭和33年5月28日（練馬事件）（练马案），1958

最高裁判所认为，即使是法律上禁止持有的财物，其事实上的占有也受刑法保护。判例由此从本权说转向占有说。

文献：最高裁判所，最判昭和34年8月28日（最高裁判所采占有说的判决），1959

被告人撞倒被害人后，被害人被抛到车顶，同乘者将其拽落致死。最高裁判所认为，同乘者的介入不能说是通常可以预想的，否定了被告人的撞击行为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说在判例中的影响由此显现。

文献：最高裁判所，最決昭和42年10月24日（米兵ひき逃げ事件）（美军士兵肇事逃逸案），1967

被告人在饮酒时就预定驾车，最高裁判所认为，即使驾驶时处于心神耗弱状态，也不适用减轻规定。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由此在判例上获得承认。

文献：最高裁判所，最決昭和43年2月27日（最高裁判所酒后驾驶原因自由行为裁定），1968

藤木英雄等人把过失的核心理解为违反结果回避义务，过失由此也成为不法的问题。

文献：藤木英雄，過失犯の理論（过失犯的理论），1969

最高裁判所以正当防卫须有防卫意思为前提，但认为因激愤或冲动而反击并不当然欠缺防卫意思。判例由此采防卫意思必要说，并对其内容作宽松理解。

文献：最高裁判所，最判昭和46年11月16日（最高裁判所 1971 年关于防卫意思的判决），1971

平野龙一批判以道义充实违法的立场，认为刑法不应维护伦理本身；违法的实质是法益侵害或危险，故意原则上属于责任。日本的违法论由此出现方向性的转变，过失论上也出现了修正的旧过失论。在故意论上，平野以动机说区分未必故意与有认识的过失；在事实错误上采具体符合说。

文献：平野龙一，刑法総論 I（刑法总论 I），有斐閣，1972；平野龙一，刑法総論 II（刑法总论 II），有斐閣，1975

德岛地方裁判所在森永砒霜奶粉案的发回重审中，采纳了只要对危险有不能忽视的危惧感即可肯定预见可能性的见解（危惧感说）。

文献：德岛地方裁判所，徳島地判昭和48年11月28日（森永ヒ素ミルク事件差戻審）（森永砒霜奶粉案发回重审判决），1973

被告人用改造的铆钉枪射击警察，子弹贯穿警察后又击中路人。最高裁判所认为，对警察与路人都成立杀人未遂（数故意犯说）。法定符合说由此在判例上确立。

文献：最高裁判所，最判昭和53年7月28日（びょう打ち銃事件）（铆钉枪案），1978

德国的共犯处罚根据论被系统介绍到日本，因果共犯论（惹起说）逐渐成为日本的通说。

文献：大越义久，共犯の処罰根拠（共犯的处罚根据），1981

以事后查明的客观事实为基础，追问「在什么样的假定事实下结果可能发生，以及这种假定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有多大」。这是结果无价值论在不能犯问题上的精致化。

文献：山口厚，危険犯の研究（危险犯的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82

最高裁判所在认定被告人投放病菌与多名被害人发病之间的关系时，承认以疫学的方法进行证明。疫学证明能否满足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由此成为公害犯罪与环境犯罪的重要课题。

文献：最高裁判所，最決昭和57年5月25日（千葉大チフス菌事件）（千叶大学伤寒菌案），1982

结果无价值论者认为，不作为与作为等价的实质根据，在于行为人事实上排他地支配了结果发生的因果进程；形式的义务来源只是这种支配的线索。

前田雅英以处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为导向，进一步发展结果无价值论。

文献：前田雅英，刑法総論講義（刑法总论讲义），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

被告人以汽车作为借款担保并转移了所有权，却在债务人仍可使用期间趁机把车开走。最高裁判所认为，即使被告人在民法上可能有权取回，债务人对车辆的占有仍受刑法保护，被告人构成盗窃。

文献：最高裁判所，最決平成元年7月7日（自動車金融事件）（汽车金融案），1989

被告人的暴行造成被害人脑出血，其后第三人在资材放置场又对被害人施暴，可能提前了死亡。最高裁判所认为，最初的暴行已经形成了死因，即使有第三人的介入，因果关系仍然成立。这一结论难以用传统的相当性判断说明，此后学说与判例转向「危险的现实化」。

文献：最高裁判所，最決平成2年11月20日（大阪南港事件）（大阪南港案），1990

结果无价值论在体系书中得到系统表述：违法判断以客观事实为基础，故意属于责任。

文献：山口厚，刑法総論（刑法总论），有斐閣，2001

被告人计划先用氯仿使被害人昏迷，再连车推入海中溺死，但被害人可能在吸入氯仿时就已死亡。最高裁判所认为，使用氯仿的行为与推入海中的行为紧密相连，在使用氯仿时已经着手，成立杀人既遂。

文献：最高裁判所，最決平成16年3月22日（クロロホルム事件）（氯仿案），2004

刑法通过面向行为时一般人的行为规范来保护法益，因此违法判断不能完全事后化。井田良以此回应结果无价值论的批判，重新为二元论奠基。

文献：井田良，刑法総論の理論構造（刑法总论的理论构造），成文堂，2005

判断行为所具有的危险是否在结果中现实化，取代相当性判断成为日本因果关系论的主流框架；山口厚等结果无价值论者也以此替代客观归责理论。